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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ZEST天下美食》杂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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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

《天下美食ZEST》是一本由饭局进入大生活的智性读本。以最开放的姿态,用最创意的方式,精准捕捉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时代声响。带你体会宴饮风流,生活百态! 订阅电话:010-64182267,20元/期,订阅全年享8.5折优惠,仅需204元。

网易考拉推荐

李银河、舒可文、梁文道、毛尖、柏邦妮等,…  

2009-12-02 16:57:0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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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天下美食ZEST》11月号倾情专题

——《天下就有不散的宴席》节选

策划、编辑:刘萌萌

文:陈立、沈昌文、李银河、梁文道、毛尖、那耘、舒可文、韩松落、黎戈、吴怀尧、柏邦妮

摄影:彭振戈(安哥)(署名除外)

 

 

 

 

《有滋有味,挨饿年代》 文/李银河

作者简介:生于50年代初。中国社科员社会学所研究员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长于贫困动乱的60、70年代,80年代赴美 留学。归国后从事社会学研究。 

我出生于50年代初,60年代是我十几岁的时光,英文有个专门的词指称这个年龄的人,叫teenager。十几岁正是长身体的岁数,吃是重中之重,可是我们偏偏在这个年岁赶上了全国的大饥荒。现在有人说,那几年饿死了三千万人,有人不同意,用另外的统计方法计算,只饿死了一千多万人。不管怎么统计,60年代初饿死人是不争的事实。在农村,人们整村整村地饿死;在城市,情况好很多,但是也能感觉到食品的短缺。

我是家里的老幺,当时又只有八岁,饭量小,所以没有真正被饿到,只是记得有一回,由于计算错误,家里在月末断了一天粮,幸亏当时住校的一位堂姐回家看我爸,带了一斤粮票,救了全家的急,要不大家都要饿一整天。当时,大院里流传着家庭不和睦的故事,其中就包括谁谁家里当爹的特别自私,做饭时要用秤把自己的一份单称出来,怕妻子儿女多占了自己的份额。王小波后来给我讲起60年挨饿的滋味,可比我严重多了,他们家孩子多,又都在长身体的岁数,他被着着实实地饿了几年,印象深刻,记忆也多。他记得那时候常常饿得嚼纸、嚼铅笔,在一篇杂文里他曾说过,饥饿能把小孩变成白蚁,取其见什么嚼什么之意。有一次,他父母不知从哪弄到点虾给孩子们吃,他弟弟激动万分,冲到阳台上大喊:我们家吃大鱼大肉啦!引得邻居侧目。

过了1962年,情况逐渐好转,餐桌上的食品丰富起来,但是也仅限于吃饱为止,美食谈不上。所以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,吃饭的唯一功能就是饱腹,没有其他功能。这种感觉到插队干农活的时候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。说“发展”是指:上午干农活,下午干农活,运动量很大,食物消化很快,中间吃饭时有明显的“加料”感。好像自己是一架机器,中间必须加燃料,不然会停转。更不好意思说出来的感觉就是觉得自己像一个牲口,干活的间隙要“加料”。现在说起来很惭愧,但是当时对吃饭就是这感觉,想不这样来想吃饭这事,岂可得乎?

(上图:狗不理面前热烈的集体主义)

到了60年代下半段,全国被卷入疯狂的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,这个革命的主调是革所有文化的命,美食文化当然不能幸免。仅北京一处,“文革”前的两万家餐馆被扫荡得只剩了几百家。有一个美好的记忆,跟菜价有关。忽一日,我们几个女孩逛完动物园,跳栏杆来到了莫斯科餐厅,四个女孩吃了一顿西餐,有汤有菜有面包有黄油,一共五块钱。要搁现在,一千块也打不住(她们仨是刘索拉、李四梅和孙昌华,都可作证,我没骗人)。王小波也有五块钱跟工友一起到餐馆吃一顿甲鱼大餐的记忆。

说到60年代的家庭餐桌,那真是乏善可陈。无非萝卜白菜豆腐炖肉。我们这个家庭,父亲是山西人,母亲是河南人,不属于任何著名菜系(中国各大菜系名单上没听说过晋菜和豫菜),吃饭都是北方口味,爸爸爱吃面条,妈妈爱吃糊糊,鱼都很少吃,遑论海鲜螃蟹。对螃蟹腿的特殊味道的记忆留存在遥远的童年。长大后有时吃到大螃蟹,总有吃大馒头的感觉,再也找不回记忆中螃蟹腿特殊的美味。

60年代我家餐桌的一个美好记忆是马齿苋糕。那年头粮食不够吃,一到礼拜天,爸爸妈妈就率领全家去北京郊区(说是郊区大概也就是现在三环路边上玉渊潭一带)的菜地挖野菜,什么野苋菜呀,灰灰菜呀,最棒的是马齿苋,北京发音叫“马氏菜”,小圆叶,小粗梗,肉肉头头的,特别好吃。采回家来洗洗干净,跟白面和在一起上锅蒸熟,切成两寸长一寸宽的小块,蘸着醋蒜吃,至今想起来还是回味无穷。也许当时是真的饿坏了,而人饿与不饿对同样的东西会有不同的感觉,反正后来很少对食物的味道有那么美好的感觉了。

(上图:铁锅里一往无前的个人主义)

《胖老太太给我的胃启蒙》 文/舒可文
作者简介:50年代末出生;1995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开始从事艺术批评写作,著有《相信艺术还是相信艺术家》等书;现任职《 三联生活周刊》副主编。
1970年,我妈把我们姊妹送到了“胖老太太”家,我们叫她二姨。从1969年我们就从家里搬出来,被送到别人家里寄宿,我妈一两个星期来看我们一次。在前一个人家里住了一年后,因为我变得严重贫血,瘦得离谱,我妈就流着眼泪来求胖老太太照看我们。她是我妈小时候的邻居,人长得又矮又胖,邻居们都叫她胖老太太。她家有三间屋子,一个儿子是做工艺美术设计的,住在单位,每周末才回来一次。老伴儿去世后,她一个人守着家。
胖老太太接收了我们,对她来说实在是一件赔本又不赚吆喝的事。那时候,我爸在干校没工资了,只有他自个的生活费,我妈一人承担一家人的一切花销,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工钱给人家胖老太太,又正赶上我们胃口大开的发育期,那点生活费够吗?后来我知道,老太太儿子给她的生活费每月都得倒贴给我们一点。
在胖老太太家住了六年,头半年我的血色素就恢复了正常,麻秆似的我后来竟长成了婴儿肥的脸。这完全是靠她的饭菜催起来的。
我到她家那天,是2月底,离新学期还有几天,办完转学手续,我们就搬到了这个新家。那天我妈带着我们姊妹俩推开胖老太太的家门,让我们叫“二姨”,我们叫了。她马上就打开案板上的盖布,上面铺着一层切好的面条,下面条的时候,我战战兢兢地查看着饭桌。因为我严重挑食,可吃的东西种类实在是太少,大多数的食物是让我害怕的,为这点,我妈快烦死我了。只见桌上摆着一碗肉末炸酱,一大盘焯好的白菜丝,一小盘水煮的黄豆,一盘萝卜片似的凉菜。
我不敢吃那盘凉菜,因为我不吃萝卜,胖老太太也不劝我吃,一直到我们离开她家,她从来没有强迫过我吃她做的饭。事实上,她的话很少,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,但胖老太太很善于察言观色,根据我们吃饭的速度来判断她的饭菜,然后再作调整。虽然调整的空间是很小的,市场供应的就那么点东西,种类有限,数量有限,要想让我吃够量,就看她的手艺了。
还说那萝卜似的凉菜,她每年冬天都做一大盆,放在屋外的窗根下,吃的时候就盛一小碗。看的次数多了,我也试着吃一口,才发现不是萝卜,是芥菜头,味道非常清爽,有微微刺鼻的辛辣。有一年冬天,胖老太太又在准备了, 先把芥菜头切片,开水烫过,一层层地铺在一个大陶瓷盆里,把一个大红袍萝卜擦成丝撒在芥菜头上面。然后趁着热气未散,把瓷盆封严实,放到窗外。没过多久就能吃了。
我时常想起这个味道,但我不知道这个菜的名字,曾经在老北京餐馆跟人家如此这般的描述过,人家都说没有,都说有手擀面,可没有一家是胖老太太的手擀面。那时,每到冬天,手擀面是我们中午的主要菜谱。中午,胖老太太把面切好,菜码准备好,一锅水在火炉上冒起热气,她就坐在窗边,望着大门口。一看到有放学的学生陆续走过,她就把炉火捅旺起来,等到我们进门,刚好下面条。我不吃那肉末,就一声不响地、一丝不苟地把肉末挑出来,藏在一边,再找机会扔掉。胖老太太显然很快就发现了,后来她就改用大块肉丁炸酱,并且在勺酱的时候,她先过滤一遍,整勺地给妹妹,顺着碗边给我撇没肉的酱汁。

(上图:一心一意做个吃货)
冬天的北京可吃的东西就那么几种,萝卜、大白菜、土豆、胡萝卜,我不吃萝卜、胡萝卜,粮食是数年如一日的大米、面粉、玉米面。这三样粮食是有定量比例的,如果不吃玉米面也没有更多的大米和面粉,最初轮到有玉米面窝头的时候,我要经过无比漫长的咀嚼才吃下一口,一顿饭下来,我也吃不了两口。直到有一天我问吃什么,胖老太太说吃“金银卷”,我头一次听说这个东西,等着热腾腾的锅盖掀开才知道,原来是一层层的白面裹着一层层的玉米面,每层之间撒了些花椒盐,虽然玉米面还是玉米面,但吃起来有花卷的香味,玉米面没经什么障碍就随着这香味顺进了我的肚子。那几年,这是我们消耗玉米面的主要方式。
胖老太太是胃的启蒙大师,她让我一样一样地接受了各种食物。开始是茄子,她把茄子切成不规则的菱形摆在大砧板上,在大太阳底下晒一天,晚饭就用它来做“咸茄儿”。吃的时候有点像吃饺子,小盘子里放上一点蒜泥、一点醋,蘸着吃。吃下了“咸茄儿”之后,我就给茄子解了禁。肉的解禁是用她自己灌的小香肠,西葫芦的解禁是因为“糊塌子”:西葫芦擦成丝,兑进面粉,调成糊糊,摊成月饼大的一张张小饼,又薄又软,我能吃得撑个半死。对我来说,那真是难得的经验,这经验自那时开始一直持续至今。在胖老太太家的日子里,让我撑得半死的还有她做的红豆米饭,青口小白菜团子,酸菜粉丝汤。
以后的日子里,我时常还想着胖老太太的两样经典功夫。一样 “炸饺儿”。我依然不知道是怎么做的,只是知道她头一天会熬一大锅肉片、骨头汤,擦一些胡萝卜丝在汤里,好像还调一些淀粉和别的各种调料,第二天就会看到这些东西变成了一大块肉皮冻似,把它切成小丁后就等着包成饺子了,然后用油炸。她并不经常做,几次吃到都是在冬天,她实在没花样了就做一次。我妈说,解放前胖老太太开过小吃店,专卖“炸饺儿”,这是她的独门小食。另一样是红烧带鱼,每到过节的时候,凭购物本的定量可以买到带鱼,每次她都红烧,每次我都吃得灵魂出窍。后来我吃过无数次红烧带鱼,再也没吃到那个境界。也许这是因为那时嘴里寡淡而生的妄念?但胖老太太红烧出来的带鱼真的不一般,鱼段整齐爽利,酱色鲜亮,肉质滑润,味道饱满……
那是一段艰难的岁月,胖老太太用她的“家宴”带着我们挺过了家中变故、食物匮乏的窘况。

(上图:全心全意转起童年。摄影:黄小兵) 

 

《外婆的饺子》 文/梁文道
作者简介:1970年生于香港。1988年开始撰写艺评、文化及时事评论。近年开始积极参与公共事务。现职凤凰卫视评论员。2009年出版《常识》等文集。 

农历新年就是一整套仪式,这个仪式包括了回家吃饭,而且饭菜的菜单都是有讲究的,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全是仪式的一部分。传统就在家家户户这新年饭桌上延续演变。

我虽然是广东人,但小时候家里掌勺的却是祖籍河北的外婆,所以我从小就在北方口味底下成长。听外婆说,初一要吃饺子,初二要吃面,初三吃的则是合子(一种馅饼)。这是规矩,内容和顺序不可轻易更动,哪一年没这么吃,哪一年就好像没过好春节。

中国人的年菜要有意头,我们家大年初一包的饺子自是团圆的意思。这个团圆,不只是饺子的形状所象征的意义,而且是制作的过程。在最理想的状况下,应该全家一起围着桌子,从搓面、擀皮到包馅,一起说说笑笑地分工合作。平日大家各有各的事,这天大家同聚,透过这个仪式和吃进嘴里的饺子,提醒我们真是一家人。农历新年,本是所有家庭重申家庭真义的日子。

跟很多人一样,我们家在现代中国史的战乱苦难中流离迁徙,从华北到澳门,从澳门到台湾,再四散至美国和香港,最后又聚回香港,初一的饺子始终跟着我们,是所谓的“根”的最后一丝线索。在我的印象里,不论饺子是谁包的,最后下锅的一定是外婆。大部分家庭的厨房都是女人的工作间,直到新年也不例外。如果食物是一个家、一个社群乃至于整个传统的载体的话,负责把关这记忆传承的,便是这无数女子了。

外婆把她家乡的记忆带到了现代的香港,但这份记忆却脱离了它原生的社群土壤,早就是无根的碎片。我知道初一的饺子在我们家的地位,但从来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,也不知道它还有什么意义。直到几年前,我头一回去外公外婆的河北老家过年。那是个并不富裕的农村,位置在北京和天津之间。那年的春节特别冷,白杨树上都结了树挂,可见来年一定有好收成。岁晚寒冬,小孩不上学,大人也早就歇田了。整个同姓的村子里,亲戚邻居每天无事,就是往来串门嗑瓜子喝茶,打几桌麻将;好动的就在外头放鞭炮,弄得满地尽是炮仗剩下的红纸碎,好一番过年气象。

(上图:茶马道,外婆在这边)

终于到了大年三十,这天下午,村里的小学教室权充祠堂,黑板上悬下一大幅族谱,村子里的男人都来膜拜祭祖。这时我才意识到中国的族谱里果然只有男丁,没有女子,生下来的女孩固然不记名,外头嫁进来的也只有“石氏”、“刘氏”等没有名字的无尾孤姓。女人在传统农村里有多大地位,可见一斑。

入夜,村子里开始了总动员,男男女女都在包饺子,预备一过午夜就吃头年里第一顿饺子。尽管经过“文革”那些年来的摧残,村里人还是守住并且复活了传统。12点刚过,四处鞭炮爆响,同族同房一大伙人热腾腾地站着一起吃,室内的温热抗拒了外面的寒风冰雪。原来这就是我家初一饺子的根源了。可是,经历了这许多年的离散,我们家的饺子宴却从午夜后移到了初一中午;古老的传统随着时空变迁有了新版本。印象最深的,是这顿开年水饺原来一定得让男人下锅来煮。平常不大做饭的男性,却必须负责这仪式性的一餐,让他们开启新的一年。我忽然想起很多别的地方也是如此,男人的权威就表现在他们煮新年的这第一餐饭上,以前书里读过的民俗,现下有眼前实证。但是我知道,到了最后,经过重重的曲折,漫长的流亡,能够保住传统的,依然是那无数平凡女子。就像我外婆,她用她的双手保存了华北老家的记忆,把它带到香港的饭桌,让我咀嚼消化。

(上图:世界在外面,让我们到对面去结婚?) 

 

《没有厨艺的厨忆》 文/毛尖

作者简介:生于70年代。经历了中国教育最好和最坏的年代,中国电影最好和最坏的年代。现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。著有新书《乱来》。

“家宴”这个概念,在我的成长年代,其实没有。所谓“宴”,都是电视上的,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国宾馆设宴,招待西哈努克亲王。桌上的菜雕龙画凤的,引起的常常不是食欲,是叹息,比如我妈妈,看着凤凰翅膀会说,哎呀,这么大一块南瓜,炒炒一大碗呢。有时我爸会说,那不是南瓜,是西瓜皮染的,我妈就说,西瓜皮也可以炒来吃。

虽然度过了如狼似虎的饥饿年代,妈妈对食物的珍惜已经变成习惯。到现在,我妈最看不惯的还就是我们把吃不下的饭菜倒掉,她总念叨她小时候,一粒饭掉在地上,还会捡起来吃掉。所以,自己家里招待客人也好,逢年过节团圆饭也好,饭菜的好看是极次要的,首先是吃饱,其次是好吃。像我外婆,一年到头穿黑色或蓝色的大襟衣服,我们要她穿点好看的,她就说,好看又当不了吃。有时,我甚至疑心,她把红烧肉烧得那么咸,完全是故意的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,我外婆烧了六十年的菜,厨艺一点都没有提高。吃不饱的年代,提高厨艺的唯一后果就是让人更饿,相当于厨房杀手。

电视剧《暗算》第二部“看风”,里面有一个场景表现困难时期,数学研究所因为特殊关系搞到了十斤肉,食堂飘出肉香的时候,研究所的人都坐不住了,而画面里的那些肉,真是要赞美导演,没有一块是今天美食杂志上红光满面的样子,它们甚至是灰不溜秋的,盛在当年的搪瓷碗里,不起眼,但可以美死人。那个年代,我们在精神上唯物主义,在食物上,更是如此。

转身到了80年代,吃饱问题解决后,饭桌上的花头就明显减少了。以前鱼肉都凭票供应,一年到头也就春节能吃到香肠、黄鱼。可就算年夜饭,香肠也不可能整盘上桌。看上去满满一碟,其实四分之三是咸菜,美味的香肠只是天花板一层。至于黄鱼呢,那当然动不得,一条黄鱼从年夜饭上桌,拿进拿出要供到初六,初六前重要的客人都来过,初六晚上可以吃黄鱼。想想很奇怪,历经一星期几经七轮回的黄鱼,在我的记忆中,还是好吃。

的确,那时候每道菜都是好吃的,香肠、黄鱼不说了,鹅肠炒咸菜也好吃,我叔叔每次吃着吃着会哼起小调;腌冬瓜好吃,尤其外婆多浇了麻油的时候;烤得瘪瘪干的小土豆好吃,我后来离开宁波到上海到香港,想家的时候,一个就是想这种小土豆,一个就是想鲜鳓鱼,前者一吃就饱,后者一吃就饿。读大学时候,常常就是半夜三更彼此历数家乡美味,我发现,大家数来数去,从来也没数到过现在的各种山珍海味,没人说到过鱼翅,也没人提到过燕窝,左右还就是些家常菜。

(上图:有羊就有放牧人;有菜就有叼篮子的狗)

80年代,最好的饭桌也就是蛎黄泥螺、海蜇毛蚶、鳗鲞香肠这些跑前场;芝麻年糕,酒酿圆子,这些算后场;撑中场的是春卷虾片、海鲜豆腐、乌贼混子、冬笋烤肉,再加上炒鳝丝海瓜子老母鸡。我妈必定要亲自端上黄鱼笋丝汤。

黄鱼做汤是说明诚意的,因为红烧黄鱼可以回锅到初六,黄鱼汤到第二天就散架了。所以,吃到黄鱼汤阶段,我妈也开始有菜谱意识了,她会在豆芽肉丝中切点红椒丝黄椒丝,而我们的饭桌也开始有“声”有“色”。关于有“声”,就是我妈也开始实践后来很流行的铁板烧,可是常常为了听那一声“吱”,家里的电跳闸了。而我外婆呢,碰到邻居来串门,再不会叫我们把鸡汤端走,怕邻居误会我们天天大鱼大肉,而邻居呢,也不再像从前,上来就数我们一共几碗菜,然后评头论足说你们的菜太素,搞得我外婆又想把鸡汤端出来又不好意思端出来。

岁月流逝,我儿子这一代人再也没有匮乏的体验,面对满桌好菜,他说,不想吃。这个时候,我妈就会说,最好的菜,就是饿他一顿。二十四桥明月夜,那是美食文化的至高点;但是,对我们普罗而言,美食的意思,就是妈妈在厨房烧菜,我在小板凳上写作业,猪油渣的香味飘出来,3乘7到底是多少是多少呢?最后,我不管三七二十一,写了个十五。

从妈妈的锅铲里领来两块猪油渣,一边吃一边把十五擦掉,写上二十一。所以,关于80年代,最好的一道菜,现在是做不出来的,那就是一点点共同的饥饿感。

(上图:有其猪必有其女。)

 

 

《太爷爷的六月雪》 文/柏邦妮 

作者简介:80后生人,编剧,作品包括李少红版电视剧《红楼梦》。作者,撰写散文集《像邦妮一样爱你》,撰写访谈录《不实》《不华》。 

食谱就是家谱。

当我开始列我最拿手的好菜、我生命记忆中最美味的食物时,发现,不知不觉,那些味道蒸腾着,翻滚着,描绘出一个形状:那是一张图。不是一张网状图,也不是波形图,而是宛如一棵大树。枝枝桠桠,有根有茎,顽强地长向一个方向。每一缕根须,每一段分叉,都写着一个名字。那是进入我生命的人,他们的名字。在生命的最初,他们是我的血亲。他们固执地和食物连接在一起,每当点火,冒泡,酥软,香甜,他们就一定在场,重生,借香味还魂。

也许,我的后代也会无数次拿起我的食谱,翻得烂烂的,沾染上油烟,浸泡过汤汁,半信半疑或者笨手笨脚地操练。他们不会知道我是谁。没关系,食物还在,味道还在,依然还有什么在传承下来。

家传的食谱应该是女人的日记,女人的历史,女人的一生。那些在厨房里哭泣过,躲避过,目睹着锅里的汤发呆过,同时也一边切菜一边欢喜过,真真实实活过的女人。但是奇怪的是,我们家的食谱是父系的。(如果你们感兴趣,我会告诉你们这是为什么。)我能找到的最早的一道菜,也是我们家最隆重的一道菜,出自我太爷爷之手。

我只有一张太爷爷的照片。颌下有须,长眉朗目,相貌端正清癯。民国人,长得很有古风。据说我的太爷爷是一代名厨。我们家祖籍广东,清朝两广填四川,乃迁到四川巫溪。巫溪县城,在著名的小三峡,深山怀抱,绿水常清。小地方的名厨一样又风光又滋润,爸爸说,那时大户人家红白喜事,全部包厨房,太爷爷操办整个席面,以海参席闻名。深山没有新鲜海参,干海参最难发。太爷爷有一秘方,以草木灰泡水发海参,用小火炖,一夜不停火,发出的海参粗壮,煨得的海参烂熟。太爷爷风光到什么程度呢——他置办的席面,全部用他的碗碟,每一样餐具下,全印他的名字。家中这样的餐具有上百套。

爸爸最爱讲一件小事:爸爸八岁时,摔折了手臂,手好了之后颇无聊,发现家里盘碗很多,于是摔来玩。太爷爷听见摔碎的声音很喜欢,鼓励他多摔。于是噼里啪啦,好不痛快。现在我想想,这件小事已有日后家道衰败的迹象。

太爷爷的手艺,爸爸只继承了一道,就是六月雪。这道菜不复杂,要紧是麻烦。先选用生鲜童子鸡胸脯肉两块,用刀背细细地敲打,成烂泥状。将鸡肉泥放在鸡蛋清里洗,渣滓弃之不用,只留浓稠汁液。猪油爆锅,小葱爆香,将鸡汁大火翻炒,呈豆花状。因颜色雪白而得名。火候最难把握,老了结块,口感不鲜嫩,生了成汤,样子不够好看。最后装盆时,放一点点芫荽和香油,是点睛之笔。

小时候家里穷,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这道菜。最爱用勺子挖来拌米饭吃,热了一两次之后,连残汤都不放过,一定吃得干干净净。印象里,爸爸要是站在厨房里,用两把菜刀的刀背,叮叮当当地敲打起鸡胸肉,那么好了,一定是大年初一。那时我一定缠在爸爸左右,不肯走,眼看着整块的鸡肉被碾碎敲烂,耳听着外面的鞭炮声连绵不绝,口袋里还有鼓鼓的糖果,真是开心极了。

我爸爸今年已经五十七岁。年纪大了,渐渐不爱动手,这一手更是等闲不能露了。今年过年,我带我的男友大厨回家,这是他第一次登门,也是第一次见我爸爸。在一起已经三年,家里始终没有松口,我们心里很是忐忑。很怕爸爸会一言不发,让他下不了台。爸爸当然没有什么好脸色,也没算怠慢他。中午,亲自掌勺上灶,准备做饭。大厨也不是傻小子,赶忙跟进厨房打下手。

爸爸穿着冬天的家居棉袄,枣红色,大厨穿着灰色的连帽毛衣。爸爸个子矮小,大厨比他高了将近一个脑袋。在狭小的厨房里,两个男人并肩站着,一起敲敲打打。听见那熟悉的动静,我知道,是六月雪。

我的爸爸,让这个男人,以这种方式,进入到食谱中,也进入我的家庭中。不需要言语,也不需要仪式。我已经不记得那天的六月雪是不是很出色,你知道,那些已经不重要了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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